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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陆希望集团怎么样(陈斌 大陆希望集团)

21财经网 2021-06-10 21:37:43

“看,前面漆黑一片,什么也看不到。”

“也不是,天亮后便会很美的!”

——《喜剧之王》

一、

那年秋天,成都的木芙蓉开得很好,老刘看到儿子出生时,却是喜忧参半。

在此之前,他已经有一个老婆,三个儿子,生活很艰难,吃饭都成问题。

如今,四个儿子的名字合在一起,拼成一个美好的希冀:“言行美好”。然而不美好的是,怎么让一家六口,每个人都吃饱饭,成了更加紧迫的大难题。

那是1951年的9月,秋风乍起,新中国的第二个国庆节即将到来。

在成都市新津县,像老刘这样的人家,男人在人民法院任职,女人是小学教师,应该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。

但是子女众多,加上当年实行的是供给制,日子过得真是捉襟见肘。

为了让孩子们都有饭吃,夫妻俩工作之余,还去开荒种地,或者干些帮人洗衣服之类的杂活,贴补家用,勉强度日。

可是后来,刘家忽然又生了个女儿,六口之家升级为七口,压力骤升,女人又因病辞职,靠男人一个人的工资,日子穷得不能再穷,连锅都揭不开了。

大儿子刘永言,因为饥饿过度,得了水肿,眼看生命垂危,奄奄一息,关键时刻,老刘从外面借回来一点米糠,这才救回儿子一条小命。

为了不把全家人都饿死,老刘夫妇理智战胜情感,含泪,将二儿子刘永行送了人。

刘永行当时还是个孩子,但已经开始懂事了,他来到养父家只是为了活下来。

养父是个布商,眼里只有生意,对这个养子没有半点父亲的慈爱,每天只把他当做不要工钱的店伙计。

有一天,刘永行因为拿布够不着,踩着高凳子上去,不小心摔下来,腿断了,肿得像水桶一样,布商却非但没有送医治疗,还把他像商品一样退给了他父母。

从此,刘永行的腿就落下了残疾。

老刘看着这个备受折磨,失而复得的孩子,内疚,无奈,万千感受涌上心头。一方面,亲生骨肉,谁舍得送人?另一方面,自己又确实无力养活五个孩子。

这可如何是好?难道真等着饿死不成?

二、

1952年底,刘家又把儿子送人了。

老二腿有了残疾,这次送的不再是他,而是老三。

老三叫刘永美,当时才两岁多,很是聪明可爱,当时新津县的农会主席姓陈,每次见了都会赞叹,对他十分喜爱,想要抱养他。

刘家正求之不得,于是就将刘永美过继到陈家,先改名陈顺民,后又改为陈育新。两家有了这层关系后,并未疏远,平日经常走动,孩子们之间依然以兄弟相称。

刘家的日子好了一点,但也没好到哪儿去。

勉强填饱肚子的岁月里,刘家全家只有一件好衣服,那是老刘在土改时得来的一件进口毛呢大衣。

父亲穿了老大穿,老大穿完老二穿,传到老三陈育新手里时,那大衣已破旧不堪,母亲怕孩子失望,就花两毛钱买了包染料,准备给它染个色,不料衣服却缩水了。

但陈育新依然十分喜爱,对这件衣服视若珍宝,一直穿到1966年,才辗转传给了老四刘永好。

这个时候,这件衣服,已经在父子五人间传了17年。

这一年,15岁的刘永好成为红卫兵的一员。

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前,母亲花两毛五买来一双二手解放鞋,洗干净,再缝好,就成了刘永好人生中的第一双鞋。

此时,21岁的老大刘永言,已是成都电机厂的一名磨床学徒工。

18岁的老二刘永行,平日里喜欢捣鼓些电子设备,对旧家电的修理很有一手。

16岁的老三陈育新,则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,正憧憬着念高中、上大学。

但是不久,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,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刘却遭到批斗,停职改造,工资扣发,家产被抄,一家人又回到了与饥饿做斗争的境地。

“造反派”横行的年代,刘家已不在乎吃什么穿什么,愿望只剩下一个:活下去。

其时,善良的陈家,经常安排养子陈育新,偷偷送些瓜果蔬菜等接济亲生父母。

就这样,刘家又一次化险为夷,从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,挺了过来。

老话说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然而此时,刘家一共六七口人,谁都没有意识到,未来,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。

三、

1973年,28岁的刘永言,因在电机厂做出技术突破,被推荐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(现电子科技大学)深造。

同年,22岁的老四刘永好,因下乡插队表现出色,也被推荐深造,不过他没有和大哥做校友的机缘,而是到了德阳机器制造学校(现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)。

刘永好在校表现也很好,毕业后获得了留校任教的机会。

大哥刘永言大学毕业后,则回到了成都电机厂,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工程技术员。

1977年,全国高考恢复。

当时老二刘永行已经29岁,他的儿子刘相宇都两岁了,但他依然坚定地参加了高考,志愿报的是清华和北大。

后来成绩公布,全县1800名考生中,刘永行考了第一,可惜因为家庭的“历史原因”,名牌大学擦肩而过,最后只被成都师范专科学校(现西华大学)录取。

此时,27岁的老三陈育新,也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。

自文革爆发后,他回到村里务农12年,在做农活之余,也自学了全部高中课程,最后成功考上了四川农学院(现四川农业大学)。

1979年,兄弟四人历经坎坷,上班的上班,上学的上学,前途一片大好。

然而父亲老刘却一病不起。

弥留之际,老刘把四个儿子叫到床前。他说:“我不行了……但你们,赶上了一个好时期,一定要,好好珍惜这个好机会……”

老刘说的没错。此时此刻,中国正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,百废待举,万象更新,一个千帆争渡的新时代到来了。

四、

1980年春节,五岁的刘相宇对他老汉说:“爸爸,我想吃块肉!”

大过年的,可以说孩子这个要求一点儿不过分,但是,刘永行买不起。

这个世界很现实,刘永行虽已32岁,但是还在上大学,没钱赚,买不起就是买不起。

钱到用时方恨少,如何去赚伤脑筋。很偶然的,刘永行在一个邻居启发下,忽然想到:“我不是会修电器吗,大街上摆摊去,赚外快!”

说干就干,大年初一到初七,刘永行在路边摆了个修电视和收音机的地摊,七天下来一算,整整赚了三百多!

揣着厚厚的一沓人民币,刘永行立马就去给儿子买了两斤肉。

回到家里,看着儿子吃得很香,刘永行微笑着算了算。他眼睛一亮,发现剩下的钱,在交完自己新一年的学费之后,还足够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。

这个消息,很快兄弟们都知道了,哥几个一商量,都说:“那既然修无线电这么挣钱,咱们办一家电子厂,岂不是挣得更多?”

于是,精通家电修理的老二刘永行,和学计算机的老大刘永言、学机械的老四刘永好一起联手,很快研发出“中国第一台国产音响”,取名叫“新意音响”。

这一年4月,女儿刘畅出生,29岁的刘永好也做了父亲。

他踌躇满志地背起音响,来到乡下,准备和生产队合作大干一场,公社书记却批示说:“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,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”。

“音响创业梦”就这样,因为领导一句话,惨遭雪藏。但经过这件事,刘家兄弟经商创业的兴致,被激发起来,为他们以后的奋斗埋下了伏笔。

五、

1981年,33岁的刘永行从成都师专毕业,分配到县教育局工作。

他的三弟,31岁的陈育新,也从四川农学院毕业,在县农业局做了一名农技员。至于大哥和四弟,也各自在按部就班地工作,日子过得波澜不惊。

一年后,国家号召科技兴农,农村开始发生变化,四兄弟被雪藏许久的创业梦想,再次蠢蠢欲动。

1982年8月,都已捧上“铁饭碗”的四兄弟,围桌夜话,共商大计。

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,最终达成共识:“脱公服,当专业户,顺应新时代的浪潮,用科技搞养殖业!”

之所以选择养殖业,是因为四兄弟从小就干农活,对养殖领域比较熟悉,再加上老三陈育新四川农学院的教育背景,简直没有比这更适合的行业了。

二次创业,兄弟们都学乖了,启动之前,特意先去咨询了当时的县委书记,得到肯定答复后,这才回乡创办养殖厂。

然而办厂需要1000块钱,做启动资金。那时候的1000块是个大数目,兄弟几人即使拿了县委书记的批示去银行,依然没有贷到一分钱。

怎么办?是就此退缩,回去上班?还是认定了就去干,哪怕砸锅卖铁、破釜沉舟?

他们选择了后者,各自变卖了手表、自行车等一切值钱的物件,硬是凑足了1000块。

不过,毕竟有家庭,为了保险起见,老三陈育新先办了“停薪留职”,回乡筹办养殖场,其余三兄弟随后再跟进。

不久,以陈育新命名的“育新良种场”正式开门,主营业务:孵小鸡、养鹌鹑。

因为创业资金吃紧,没钱买孵化箱,兄弟几个,就到货摊上收购废钢材,再到工厂租工具自己来做。甚至,他们连一把剪刀,都是自己找来两块废钢制作的。

过了一段时间,鹌鹑产蛋,四兄弟推着车沿街叫卖。

街坊邻居好一顿嘲笑:“快看快看,这就是曾经的大学生呐,好好的铁饭碗不抱,现在都混到,靠养鸡卖蛋为生了!”

六、

1983年底,创业一年后,刘家兄弟粗略算了一笔账,发现“育新良种场”共孵小鸡5万只,养有鹌鹑1万只,还带出了11个专业户。

而他们兄弟四人,仅仅用了一年,就成了街坊艳羡的“万元户”!

但这种艳羡,持续时间不长。

1984年4月,“育新良种场”接到一个大单:邻县有个专业户,预订小鸡10万只!

尝到创业甜头的四兄弟,认为这是大赚一笔的机会,十分难得,把所有资金垫上不够,又借钱加上,购买了10万只种蛋,每天蹲在养殖场盯着母鸡孵小鸡。

不料第一批成功孵化,2万只小鸡交到专业户手上后,那人却跑路了。

这可坑惨了四兄弟,赔钱不说,剩下的8万只小鸡马上也要孵出来,农忙时节,卖给农民没人要,厂里已无钱买饲料,借的钱马上也要还……

走投无路之际,兄弟几个心灰意冷,讨论“从岷江的桥头跳下去”和“隐姓埋名远走新疆”哪个好。

后来觉得都不好,还是留下来,想办法解决问题比较好。

但是怎么解决呢?

乡下人不买是吧?那就卖到城里去试试啊。

第二天,擅长吆喝的老四刘永好,率先带着一筐小鸡来到县城的农贸市场。

然而这里的商贩,每个都有自己的地盘,初来乍到的刘永好转悠了一天,都插不进去。

刘永好生性倔强,加上实在是走投无路了,就没放弃,跟一位好心的大爷借了个板凳,硬是在市场旁边坐了一夜。

天亮以后,刘永好鼓起勇气,厚着脸皮,再次来到农贸市场,终于用诚恳打动了一位商贩,他挪了个地方给他。他拼命吆喝,一天下来,一竹筐小鸡居然全卖了。

哥几个一看有戏,趁热打铁,一齐上阵,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,蹬三个小时自行车,赶到20公里外的农贸市场,用土喇叭,扯起嗓子叫卖小鸡。

十几天后,所有小鸡全部卖完。随小鸡一起离去的,还有每人身上的十几斤肉。

七、

经此一役,兄弟们认识到孵小鸡这种业务,风险太高,决定专心卖蛋,卖鹌鹑蛋。

这是因为鹌鹑蛋比鸡蛋贵,而且鹌鹑繁殖快,下蛋周期也短。

但鹌鹑的养殖成本也比鸡高。于是刘家兄弟,便成立了以农技员出身的老三陈育新为首的“科研小组”。

兄弟齐心,其利断金。

很快,四人各显神通,将计算机应用于饲料调配和育种选样上,培育出产蛋率高达80%的良种鹌鹑,还成功将养鹌鹑的成本,也降低到了和鸡蛋差不多的水平。

更重要的是,他们还摸索出了“用鹌鹑粪养猪、猪粪养鱼、鱼粪养鹌鹑”的生态循环饲养法。

科技让四兄弟的致富路如虎添翼,他们成了当地有名的“鹌鹑大王”。

1986年,四兄弟的鹌鹑蛋贩卖到全国各大城市,他们的厂,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。受他们影响,当地有三分之一的农户跟着养鹌鹑,产品远销海外。

这时,刘家四兄弟已全部辞去公职,他们以父亲在世时常说的词,把厂子改名为“希望养殖场”。

到1988年时,四兄弟的资产,已经从最初的1000元,翻到了1000万元。要知道,那可是个“万元户”都还很稀缺的时代啊。

但这对他们来说,还只是个开始。为了更长远的发展,兄弟四人一商量,定了一条规矩:“家属不参政,谁的老婆都不能参与公司事务!”

八、

刘永好在广州出差时,偶然发现一种叫“正大”的进口猪饲料,价格奇贵,但非常受欢迎,供不应求。

回家和三个哥哥一商量,都认为中国人的餐桌上离不开猪肉,饲料市场会比鹌鹑更大。于是经过调查,四兄弟当机立断,决定转换赛道。

1988年,刘家兄弟果断处理了10万只鹌鹑,在老家古家村买地10亩。

此后投资400万建厂,又投400万作科研经费,聘请30多位专家教授,先后到国内外进行多次交流和考察,全力研制新型饲料。

两年之后,“希望牌1号颗粒饲料”研制成功,增肥效果明显。并且,成本也通过科研技术控制到了最低点,这将成为抗衡“正大”高价格的竞争优势。

万事俱备,只欠销售。

兄弟当中最擅长销售的刘永好,就带着自己刻印的小广告,四处推销。

在城市,主要选择火车站附近打广告,因此还遇上了一个叫詹国团的莆田人。

在农村,先在每家每户的猪圈上贴小广告,后来又在墙头印大广告:

“养猪希望富,希望来帮助”。

“吃一斤长一斤,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”。

“…… ”

这些浅显易懂的广告,都出自刘永好的手笔,成本低,效果却很好。

很快,希望牌奶猪饲料家喻户晓。养猪户们试用后,发现这种每吨比“正大”便宜60块的饲料,增肥效果却一点儿不差,于是调转船头,排队购买“希望”。

三个月后,“希望”牌饲料的销量,就直接追上了“正大”。

“正大”急了,两家短兵相见,打起了价格战。但因为“希望”本就成本低,所以很快就打得“正大”无力还手,不得不主动求和。

于是“希望”就此一举成名,作为“国货之光”,彻底打破了洋饲料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,“希望”工厂的大门口,等着拉货的货车,彻夜排起了长队。

1991年底,“希望”销售额突破1亿元,发展速度远超预期。四兄弟眼看事业做成了,不忘小妹妹刘永红,把她也纳入公司,让她负责财务部门。

产品供不应求,刘家又在四川省内投了好几家子公司,每到一地,无不所向披靡。

九、

1992年,邓公南巡讲话,改革一片利好。

刘家兄弟哼着春天的故事,收购、兼并了一批经营不善的国有饲料厂,业务遍及全国,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企业集团,“希望集团”。

这时候,队伍大了,不好带了。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,就开始显现出来。

在以前,刘家四兄弟在公司,老大任主席,老二任董事长,老三任总经理,老四任总裁,其实都是一把手。现在为了企业跟上发展潮流,必须向产权明晰、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转变。

四人都意识到,兄弟分家的时候到了。但是,兄弟阋墙、宫斗撕逼之类的狗血剧情,却未在刘家上演。

协商很和平,过渡很平和,四人一致同意:产权平均分配,每人各占25%。

然后,兄弟四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,重新划分了产业分工:

老大刘永言,向高科技领域进军。老三陈育新,开拓房地产领域。老二刘永行和老四刘永好,继续留下来发展“希望饲料”。

刘永行擅长内部管理,刘永好擅长对外公关和谈判,两人的搭档堪称完美。这一年,在以湖南、江西、湖北三省为主的区域内,“希望饲料”建立了10家饲料场,个个盈利。

1993年,42岁的刘永好被推选为政协委员,出席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。会上,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,促成了“民生银行”的成立。

“民生银行”,是中国首家民营资本股份制的商业银行,希望集团为大股东之一。

同年10月,刘永好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,他联合国内知名企业家发出扶贫倡议,动员企业家到中国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办厂,称之为“光彩事业”。

随着刘永好游走政商两界,人脉和影响力都越来越强,与二哥刘永行在企业决策上的矛盾,却越来越大。

十、

1995年,在国家工商局评选的私营企业500强中,希望集团排名第一。

同年,一场“绝密”的董事会,在希望集团内部召开,参与人只有刘家兄妹五人。

最终,会议决定:

老二刘永行掌控东北,老四刘永好坐镇西南。已经建立起的全国27家分公司,一人一半。这次分家,其实仍然是采取了平均分配的原则。

兄弟分家不脸红,这对于穷人家来说也许容易,但对于这种身家的企业老板们来说,就很难得。尤其和真功夫等比起来,简直堪称“家族企业分家典范”。

从此以后,产权清晰的四兄弟各自发展,“希望系”企业蔚然成荫。

老大刘永言创立“大陆希望集团”。

老二刘永行成立“东方希望集团”。

老三陈育新建立“华西希望集团”。

老四刘永好则创建“新希望集团”。

此外,据说他们给小妹妹刘永红,也留了一部分股份。

五个孩子都建功立业,过上了幸福生活,这时他们的母亲却日渐虚弱,最终西去。

孩子们无比悲痛,便为父母制作了雕像,矗立在希望集团四川新津研究所大院的草坪上,每当清明或重要节日,兄妹们都会赶到此处缅怀双亲。

1996年,刘永言之女刘海燕的丈夫陈斌,作为创始人之一,加盟大陆希望集团。

同年,老四刘永好安排她16岁的女儿刘畅,远赴美国求学。

1998年,34岁的张轮大加盟东方希望集团,先后担任了刘永行的秘书等职。

1999年,一个叫王德根的年轻人,应邀加盟了老三陈育新的华西希望集团。

2013年开始,刘家四兄弟进入晚年,陆续交班。

首先是老四刘永好,让他女儿、33岁的刘畅,接棒新希望六和董事长,间接持股新希望和民生银行两家上市公司。后来,刘畅与一位青年导演孙浩结婚。

刘永好自己则玩起了投资。这年他和冯仑一起,为“莆田系”的华夏医疗翁国亮站台,联合成立了“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”,该联盟创始成员企业14家,其中11家来自“莆田系”。

而在当年火车站推广饲料时,刘永好遇到的“莆田人”詹国团,此时已是“莆田系”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,也一起出席了成立大会。

同年,老三陈育新表示,自己两个女儿都在国外,接班人不管是子女还是职业经理人,主要考虑企业长远发展。于是,当年的王德根,升任华西希望集团总裁。

2019年底,老二刘永行的东方希望集团,旗下多个公司法人代表,均变更为张轮大。不过大股东,则是刘永行的儿子刘相宇(间接持股80%) 。

至于老大刘永言,他的大陆希望集团,大股东、副总裁均是其女儿刘海燕(持股97.9%),总裁则为刘海燕的丈夫陈斌。陈斌还是一名诗人,笔名“冰海浪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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